“1937年10月的一个傍晚股票知识网，我想去延安。”陈独秀在南京模范监狱门口对前来探望的林伯渠低声说道。两个人的影子被夕阳拉得很长，谁也没有立即接话。战争的硝烟已经扑面而来，任何决定都不再只是个人的事。
出狱那天，陈独秀带出的物件极少：几本毛边书、一副旧眼镜、一封狱中草就的信。信写给中共中央，希望能到陕北贡献余力。陈独秀清楚，自己与昔日同志裂隙已深，但面对日本侵略，“合则两利”的道理他比谁都明白。
电报辗转到了延安。毛泽东放下报话机，先是沉默，然后提笔写下三行字：“一，公开与托派割裂；二，表态支持抗日统一战线；三，用具体行动证明诚意。”周恩来笑着说，这不像客套，更像老朋友间的直言。毛点点头：“他要来，就得过这三关。”
很多人不知道，早在1918年北大图书馆的楼梯间，毛泽东就认定陈独秀是“能点燃星火的人”。当时毛拿着《新青年》，激动地同同乡萧子升讲：“这本杂志，好！”那年冬天，他托人给陈独秀寄去一篇署名“二十八画生”的短文。陈独秀回信寥寥几句，却把文章全部刊发。毛把那封回信折好，随身揣了大半年。
1920年前后，两人交往最密。陈独秀筹办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，长沙的事就丢给了毛去干。毛不负所托，三个月建起支部，常把统计报表写在旧报纸背面；陈独秀批红圈绿，字迹飞快，末尾总留一句“速办”。这种默契后来成了党员们津津乐道的趣事。
形势风云突变在1927年。陈独秀在革命策略上倾向城市谈判，毛则主张农村武装。武昌街头的分歧、武汉会议的争论，一次次拉长了两条思想轨迹。当陈独秀转向托洛茨基观点时，毛在井冈山写下“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”。两人隔着重重山河，谁也无法说服谁。
1932年，陈独秀因公开批评国民党不抵抗被捕。庭审那天，他身着灰布长衫，面对“叛国罪”指控，只说一句：“我叛的是国民党，不是中国。”围观群众爆发掌声，甚至法警都忍不住回头看他。章士钊的辩词煞是精彩，可陈独秀坦言：“辩护见解不代表我个人。”骨头硬得近乎倔强。
牢里五年，陈独秀身体大不如前，却仍坚持每日读《资本论》。身边狱友回忆，他常叹一句话：“民族危亡当头，不该再纠缠枝节。”这句话成了他给党中央的那封信的开篇。
蒋介石未肯放手。丁默邨送来一张薄薄的委任状，被陈独秀当场撕了；胡适带着“共赴国难”的说辞来游说，他抬头反问：“我的两个儿子死在谁的枪口下？”胡适无言，一番劝说作罢。
延安方面的三点要求，经林伯渠口头转达。林心里没底，担心陈独秀拒绝“公开检讨”这一条。果不其然，陈独秀皱眉：“自我批判可以，登报像交罚单似的，不妥。”话说到这，人情犹在，可政治原则已撞上了性格尖角。
周恩来后来回忆，自己两次写信请陈独秀来延安，信里只字未提“检讨”二字，却提醒务必配合统一战线。陈独秀收到信，复写一页：“战时合作在所必行，但我不愿做形式文章。”他再次婉拒。
王明在莫斯科遥递一份报告，将陈独秀描成“日本间谍”。离间之词传回，事态更难收拾。周恩来痛心地说：“不应给老先生扣这种帽子。”可风声一旦放出，就不容易收回了。
陈独秀最终没有踏上去延安的路。1942年夏，他在四川江津贫病交加，靠一碗素面和几册旧书度日。临终前，他看了又看《共产党宣言》，对友人说：“原则未丢，只是道路不同。”
这一年，延安窑洞里开完政治局会议的毛泽东点燃一支纸烟：“老陈终究没能回来，可我从他那里学到的写文章、办刊物的劲头，半点没变。”没人说话，夜色静下来，只剩蹭蹭的风声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陈独秀的三个儿子留在大陆，陈松年因家庭成分在工厂当搬运工。1958年，毛主席到安徽视察，得知此事，当即批示“生活困难者应予照顾”。自此，陈松年每月可领三十元补贴。老一辈的情分，落在了下一代的饭碗里。
陈独秀的一生，光芒与失误并存。他敢破礼教，敢办《新青年》，敢把“民主与科学”四个字挂在杂志封面，也敢在法庭上只身怒斥独夫；他同样固执、偏激，错过了与党再度携手的机会。若论功过，历史学者远未写下句点。作为读者，我们或许难以给出百分百客观的评语，但至少能肯定：五四的火把、建党的火种、抗战时期那一封封试图修补裂痕的信件，都夹杂着他留下的体温。理解这份体温，才懂得那代人的锋芒与执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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